在辛亥革命之前，虽有清政府的司法改革，但并没有颁布实施近代律师制度，在租界里执行律师职务的仅限于少数洋律师，不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法科毕业生也只能在租界里做洋律师的助手，并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执行律师职务。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党人在武昌设立湖北军政府，后改为鄂军都督府。时任湖北军政府司法部长的张知本主张采用资本主义国家“三权分立”和“司法独立”的原则，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律师辩护制度。辛亥年间张知本组织审理的“唐牺支案”中即出现了在法庭上为被告人辩护的中国律师，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律师业的开端。

　　唐牺支是当时的反清革命组织骨干，辛亥革命成功后，湖北军政府委任唐牺支为鄂西数十县最高军政长官。唐牺支的部下因敲诈未果枪杀一名水手，水手的母亲到军政府司法部为儿子伸冤，司法部长张知本深感案情重大，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唐牺支。唐牺支接到传票后，未予理睬。张知本认为唐牺支“违抗命令，藐视法律”。在时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干预下，唐牺支被师长蔡汉卿用兵舰传讯到了武昌特别法庭，并聘请了当时有一定声望的陈英作为辩护律师。经过特别法庭的审理，判决唐牺支由军政府记大过两次，唐牺支那名草菅人命的部下胡参谋长5年徒刑。案结后，张知本令人将《判决书》张贴在军政府门口，并公开宣布：“司法独立，为国家要素之一。所有军人等，均应严格遵守，倘有妄肆干涉司法者，严惩不贷”。陈英律师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执行律师职务的第一位中国律师，律师出庭使该案成为近代中国司法审判历史上一大亮点。由于湖北军政府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，即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近三个月内，湖北军政府曾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职权，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《鄂州约法》，所以，中国律师陈英在唐牺支案中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，这在近代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，对此后民国的律师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1912年1月8日，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提法司任命陈则民等32名政法学堂毕业生为公家律师，并指出如有原告或被告聘请他们，他们便可上法庭为其辩护。这是最早由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本土律师名单，他们可谓是近代中国律师业的拓荒者。

　　1912年3月，在民国第一案姚荣泽杀害周实、阮式一案审理过程中，时任司法部长伍廷芳不顾来自各方的压力，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就该案的审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法律论战，提出司法独立、陪审制、律师到庭辩护等原则。最终，伍廷芳获得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支持，排除了军方的干预，姚荣泽案得以按照西方的法律程序进行审理，原告和被告双方均聘请律师参与法庭审理。

　　1912年3月，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宇将其编成的《律师法草案》送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孙中山对此十分重视，在他的督促下，《律师暂行章程》于9月出炉，迈开了近代中国律师法制建设的第一步。不久后，上海律师公会成立，数十年间，上海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不仅有董康、沈钧儒、章士钊、吴经熊等司法界名流，还涌现出郑毓秀、史良、杨志豪等一批巾帼不让须眉的优秀女律师。其中郑毓秀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，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律师，也是中国最早的法学女博士。正是这些优秀律师践行着建立法治国家的职业理想，向社会贫民提供法律援助，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冤狱赔偿立法工作，在建设国家法治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